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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弯的脊梁——著名教育家刘达传(三十七)

浏览次数:1483 加入时间:2011/11/30 14:30:04



十一、“回炉”铸才,从头开始
  烈士暮年,壮志不改。刘达虽然身心疲惫,却仍然想在科大做一番事业。
  1972年的科技大学依然是在合肥师范学校里暂居。为了能让学校重新走上正轨,刘达跟几个领导商议,写报告给科学院,要求把科技大学迁回北京。因为科学院的办学方针是所系结合,不搬回去就没有研究所、实验室,研究员没地方讲课。当时很多搬到外地的学校,如化工学院、地质学院都搬回了北京。但是上面说困难多,而郭沫若的处境也不好,不好说话,所以有些事就被压下了。
  在学校濒临解体的极端困难条件下,刘达带领中国科大全体职工,开始了艰难的第二次创业。
  学校重建了数理化基础教研室,师生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开始了教学科研工作。1975年,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了300多名1967年至1970年的毕业生,举办“回炉班”,组织他们回校学习,经过两年以上的培训后补充师资,并从全国各地物色调入200名教师,使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,为后来形成以年轻人才为主体的师资队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在此期间将1972年至1976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,学制改为三年,并狠抓基建,从头开始。
  办回炉班是刘达首先提出来,是全国教育界的创举。他把科大在“文革”中没有读完的几届学生,62636465届毕业的学生,还有清华北大的没有读完的学生、全国各地非常优秀的学生都招回来,以科大的学生为主,集中学习。并找全校最好的教师,比如钱临照、华罗庚对这些学生强化训练。
  刘达在科技大学定了方针,凡是有真才实学的人,不管是右派,还是反革命都可以请回来。
  听说学校搞“回炉”,被分配到工厂的张腊狗跟刘祖平都想回学校,报考研究生。
  张腊狗给学校写信,很快就收到负责此事的何作涛的回信,他说欢迎张腊狗回来。刘达知道后马上给张腊狗去信说:“我是反对你回科大的,因为你是曾经保护我的人。现在科技大学有很多问题,干部问题讨论不下来,我认为像你这样的干部不要回来!”
  张腊狗在镇江工厂,陆宗伟在一个农场,这时张腊狗的父亲来信说家里的泥墙土房倒了,张腊狗哭了一夜。刘达知道后很关心说:“我支援你三百元钱,但是不能从我这里寄,让我爱人汪琼从河南西华林场寄给你。”
  刘祖平和赵婉如从吉林省榆树县回南京老家的时候,特意到合肥看望刘达。刘达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,宿舍周围的老师多数都在“文革”中反对他。刘达看见刘祖平、赵婉如特别高兴,亲自下厨房,一边烧菜烧汤,一边跟他们说话。晚上,刘达请他们到合肥最好的饭店——长江饭店吃饭。吃饭的时候,刘达谈了他恢复工作以后的主要想法,主要是“回炉生”的问题和怎么消除派性的问题。刘达说:“我不能只用保我的那些人,还要用那边的人。”
  刘达在科大坚持一个原则,那就是只要党性,不要派性。
  刘祖平夫妇回学校看刘达有两个原因,一个是来看看老校长,二是他们的档案被烧毁,问问是不是应该由科大下结论。刘达为这件事特意安排司有和(原科大学生,后任职科大)去了一次刘祖平、赵婉如在东北工作的那个县。刘达还过问一些学校学习好的同学分配得理不理想,并用一个小本子记下来。“文革”以后,讲求专业对口,科大的人事处的杨处长总是说:“刘达同志提醒过。”
  刘祖平回学校很顺利,赵婉如回学校时,她所在系的党支书以其学习不好为由拒绝她回学校。赵婉如写信给刘达,刘达当即回信说:“我定的原则,这样的事儿我一律不帮,包括张腊狗,我不能管,你们直接找系里,系里让你们回来你们就回来。”
  在“文革”期间,刘达还有一条罪名是“反对阶级路线、培养修正主义苗子”。
  当年教育部宣传北京航空学院“又红又专”优秀学生范兴言,全国大学争先恐后向他学习,但是刘达却在科大印发南京大学学生温元凯的材料。两者有什么不同?范兴言的突出“成绩”是“活学活用毛选”,温元凯的特色是他在大学二年级就学了数门外语,写出具有专业水平的科研论文。而且温元凯曾经被列为全国又红又专的典型。“文革”之中,他被当作“黑苗子”,被分到一个小工厂。
  在科大招收“回炉班”学员的时候,温元凯所在的单位有一位同志是科大的同学,通过“回炉”调回科大。于是温元凯就写信给科大人事处,问他这样的情况能不能调回科大。人事处拿这封信找刘达,刘达一听是温元凯,立即派人把他调回来。因为温元凯不属于科大的学生,不能按学校的“回炉”调动,所以刘达就把他直接调入科大。据说后来考研究生的时候,又有一个又红又专的典型,这个人是清华的,想考清华,清华不要,考科大,科大也是立即就要了。在刘达的带动下,科大人事干部也以把有才能的人调回来为荣。
  刘达在文化大革命初期,还有一个罪名是“妄图为反党分子张立秉翻案”。
  张立秉在上海工作的时候,对照上海反党集团的批判,对自己猛挂钩、猛检讨,一下子被揪出来了,开除了党籍。后来他调到中国科技大学,档案转给了科学院党委。1960年学校让他写申诉报告,要给他平反。结果1962年毛主席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,把以前的大门关掉了。刘达到科技大学以后,张立秉只是闷头工作,没有找过刘达也没有提出要恢复党籍的要求。“四清”之后,刘达主动地向科大党委提出,像张立秉的党籍问题,应当重新考虑解决。1965年刘达派人到上海去调查。调查回来还没有处理,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。刘达解放后立即把张立秉调到基建办当主任。张立秉调到基建办的当天,刘达就让他找科学院迅速筹资,盖宿舍盖实验楼。张立秉当时是反党分子,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角色,刘达能器重他,觉得刘达对他有知遇之恩,所以工作起来特别卖命。
  当时钢材水泥都缺得很,张立秉就到处去跑物资。他顶着炎炎烈日一个人跑到山东省单县,发现那里有钢材,坐火车带队就去了。水泥在北京要到一些,因为打派仗,铁路断了,物资运不回去。张立秉就找科学院,科学院帮他找到一个铁道部的负责人,最后作为专用物资绕道运回合肥。到车站以后,运物资的人把钢材卸到马路上就走了,张立秉和寇连生一根一根地拖到位。然后发动教师去搬。那时候搞基本建设,做采购的都穷得很,像寇连生一个月只有三十几元钱,但在安徽办事讲究一条——给人家递烟。没有钱怎么办呢?学校就想个办法,一个季度给采购员申请补助16元,用来办事时给人家递烟。
  在合肥搞建筑的时候,刘达亲自到工地检查,他要求沙子要干净,石子要用水冲洗,以保证建筑质量。
  在刘达、张立秉的共同努力下,先后在合肥盖了六幢楼,八个实验室,还盖了一个化学实验楼,总共有两三万平方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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